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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个时代阅读渴求相呼应的，是我们时代的“知识焦虑”，它浸透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生活形态中，构建着当代人精神层面上的负重。知识付费的兴起除了技术的更替与公众支付习惯等客观背景，现代社会带来的“知识焦虑”也促使人们利用新路径寻找新出口。
长远来看，“知识焦虑”带来的精神负重是一种社会进步，因其前提是承认知识的价值，这一基准因高考恢复回归中国社会仅有40年。而知识付费的终极目的，人的自我寻找与自我成长，则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知识界文化思潮埋下的火种。当上代人的火种点燃这代人的精神诉求，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焦虑”是否也能留给下一代人一些积极的启发?
付费热潮下理性回归
自主选择与自由意志是关键
从1994年互联网进入中国开始，信息的共享、免费给公众带来获得内容的便利渠道，与此同时，信息日益泡沫化、垃圾化，而互联网本身无力对此进行过滤。内容付费和更具体的知识付费，便是从过载信息中甄别出有价值的内容，提供给有需要的人，由此形成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但正如创业邦创始人南立新所说，知识传播过程中一直会有商业性、非商业性两种方式;非商业性的知识传播、重构在时间上可能会滞后，形态上会较粗糙，但普惠人类;而知识付费市场成立的合法性在于其更高效、更有针对性、解读性。
虽然合法，行业内外对于当下“知识付费”的质疑、焦虑却不断。新东方在线COO潘欣曾撰文《你们这一代的忽悠》，认为上一代的“忽悠们”占领了机场和火车站，让人们利用候机和碎片化的时间接受成功学洗礼，新一轮的“忽悠们”则利用移动支付的普及再掀一场知识外衣包裹下的成功学浪潮。关于“知识混战”，“流量生意”，“知识口红”等讨论同样反映出人们对于这股热风的种种担忧。
以积极的心态来看，这些讨论推动着知识付费领域的一些基本概念、底线和本质逐渐被厘清。比如，何谓“知识付费”需要一个较明确的界定。并非所有的内容付费都是知识付费，“微博问答”中诸如哪位女明星更漂亮的问答，虽有高关注度却绝非知识。“知识付费”应仅限于那些经过细心打磨筛选、有较高密度和系统化的信息、能解决实际需求的付费服务。其实早在“知识付费元年”2016年之前，国内就已经有了很多优质的知识付费平台，只是并未被热词绑定。其次，致力于精细内容打磨的付费平台更认同“知识服务”这一表述，因为它强调服务本质，即知识服务并非在移动端堆砌知识，而是要提供有价值、有针对性的服务，如针对特定问题提供有效解决方案。如今，不少业内人有这样的共识：热潮催生良莠不齐的服务，到了某一个点，人们一定会回归理性，这时知识付费也将呈现出曲线下降。
这种理性回归已然发生，那些情绪性消费群体逐渐发现，知识付费只能提供获取知识的便捷途径，求知的速成之路一如既往地并不存在。即便是碎片化的实用知识，也需亲自实践和渐进品味。若要被消化进入个体的知识结构和深度认知，仍需有来自书本、他人等其他知识载体的相互反哺。最终，回归理性的人们会明白，无论知识的市场多么繁荣，问题的关键在于个体的自主选择是否明智、借由新知识获取途径强化自我的自由意志是否明确。
这其实是一个双向选择。拥有自主选择能力、期待自我成长的用户才能监督、陪伴优质内容提供平台的成长，而提供精细打磨内容的平台也会倾向选择这样的人作为目标群体，共同促进知识付费行业的长远发展。否则，“知识”只是一种新消费形式的外衣，无法催化出个体自我成长的能量与温度。
而这种能量与温度恰是当下国内社会教育所匮乏的。在知识服务领域，如“分答小讲”提供的就是传统学校教育中缺失的职场、大众心理领域的经验，“豆瓣时间”提供的人文教育、生活美学课程则在填补如今行政化、专业化的高等教育未竟的人文通识教育。从这个角度出发，不难理解为何果壳网、分答创始人姬十三则将自己所做的事情概括为“终身教育业”。
焦虑背后的价值诉求
因认可知识和个体价值而负重
知识付费或知识服务的兴起有多重背景，大而言之是社会日益开放与多元化，技术层面上，技术与平台的更替改变了人们的支付习惯和消费观念，而在精神层面，向内看，人们对自我成长与完善的要求越来越高，向外看，现代社会带来“知识焦虑”正促使人们转向知识服务领域寻找新出口。
对于知识付费只是当下国内中产阶级身份焦虑“镇痛剂”的这一说法，姬十三也认为，人们在这个领域当中寻找到的并非知识本身，而是一种心理需求和慰藉。其实付费知识的范围很广泛，的确有一部分用户的需求源于职场、金钱方面的压力和焦虑，但另一些付费用户的出发点则是为了解决工作、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或是以提升自我为明确目标，在多种知识获取途径中选择最便捷的方式，尽管最后一个群体仍占少数。
知识服务的意义并非只为缓解焦虑，但它又一次让我们直面这个充满种种“知识焦虑”的时代。从小升初的激烈抢位赛、有争议的“学而优”教育辅导，再到工作后很多人选择知识服务或其他线下课程来充电，关于知识的焦虑浸透在当代人不同的人生阶段、生活形态中，亦嵌入教育制度、社会分层里，构建着这个时代人们在精神层面上的负重。
然而长远来看，这种负重是一种社会进步，因为知识焦虑存在的前提是中国社会承认知识的价值。这个看似古今通行的基准，因1966年高考废除被弃置一旁，直到1977年高考恢复才回归到中国社会。今天我们反思高考制度、讨论知识付费的合法性，其实是40年来这条承认知识价值之路的延伸。
另一层进步意味在于，在知识服务领域，青年一代在现实压力与困惑中审视自我并寻求成长的画面，也让人联想到上世纪晚期中国社会的另一条思想脉络：80年代的“文化热”和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诚然，两个时代的社会文化现象在层次与群体上有明显的差异，比如90年代知识界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直指的，是那个时代关于知识分子精神状况的大问题，且这场限于知识界的“大讨论”实则圈子很小。但它们为接下来几代人的人文精神诉求埋下了种子：关怀人存在的基本意义、培植与发展个体内心的价值追求、倡导这种精神追求在每个人生活中的实践。1998年，作为“人文精神”讨论的延续之一，新讨论围绕着那个时代的流行符号“成功人士”展开。在当代，“知识焦虑”作为新的流行概念虽难再引发那样开放的讨论，但它反映出的关于个体精神价值的追求与实践，它所期待的拥有自主选择与自由意志的群体，正在呼应着二三十年前那颗种子，并由知识界拓展至更广泛的青年群体。
人如何存在、如何成长，这是一个永恒的问题。上一次国内就此掀起的最具代表性和画面感的热潮，是80年代的“萨特热”。经历文化荒漠后，知识青年对西方思潮有真切渴求，也在那个能够充分自我选择的时代热切思考着自我价值和人生道路。“萨特热”今已冷却，但新一代人于有限空间内寻求个体价值与成长的这种诉求与这番恳切，与“人手一本萨特”的年代确有相通之处。当然，在消费主义倾轧理想主义的当代，新一代人需要更多正向的支持与引导。
也正因此，讨论知识付费，最终的落脚点仍需回到人的自我寻找与自我成长上。我们始终相信，在不同的时代，总有一群人能在时代的焦虑中沉着而灵活地进行自主选择，能在不同知识形态中收获真义，抵达更开放的心灵和更完善的自我;长远意义上，他们会将这种精神层面的诉求，推进为具体的社会制度和个体权利。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是否能在现实夹缝中，在知识服务领域里，探索出自我成长的新空间?我们又将为下个时代埋下什么样的种子?这有待观察，更值得期待。
责编：张晋
